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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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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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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中)  

2017-10-10 16:43: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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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我们不仅要科学理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毫无疑问,仅有可能性和合理性而无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是无法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全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都表明,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是一种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一定的经济实践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事实依据和基础,从根本上来说,经济理论的具体形态和成熟程度,是由客观的经济实践的成熟程度和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一定的经济理论又会对经济实践的发展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此,考虑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和理论的成熟程度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客观条件,理由是,即使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算起到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仅仅经历了70年的发展时间,更有人把1978年的改革开放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起点,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就更是只有短短的近40年时间。相比而言,西方资本主义起源于14-16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成熟于19-20世纪,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初。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经历了二百多年之后才产生的。另一方面,前苏联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70年之后解体了,从而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和道理的,但是,承认这一点也并不等于必然得出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从而无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们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区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承认现在还没有“充分条件”去构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并不等于说没有“基本条件”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任何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事实上,自从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例如,LN在《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论合作社》等著作中,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索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SDL不仅写作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部理论著作,而且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苏联学者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MZD就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问题,他在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深刻地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1]MZD还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一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

    30年之后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DXP在会上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2]在随后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DXP说:“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3]DXP不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而且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要理论。

    又过了30年之后的2014年以来,XJP围绕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201478日,XJP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4]20151123日,XJP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和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5]2015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XJP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6]201678日,XJP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7]2016715日,XJP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8]

    XJP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和范畴,而且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9]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MZDDXPJZMHJT再到XJP,代表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MZD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阶段,DXPJZMHJT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阶段,XJP时代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进一步巩固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阶段。因此,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可行性问题,需要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理论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出发,从而必须充分认识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内在统一性和有机联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独特性、创造性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从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所提供的丰富实践经验和事实依据。把前后三十多年割裂开来,并籍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时间太短;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创造性;用现实中依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成就、强大的生命力及其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并根据这些理由来否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性,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充分认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认识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世界上的崭新地位,从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对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

    经过新中国建立以来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建设,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的国际水平,而且在尖端科技、教育发展、产业制造能力、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消灭贫困、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越来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深陷长时间的经济不景气,前景很不乐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和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能否实现理论创新,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理论体系,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最终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没有理论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引领地位,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新中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以及中国经济学的现状中,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新中国以来,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大体已经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950年代19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主要受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1970年代末至2008年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首先仍然是以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为主,但同时开始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然后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同时并存,但是“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步取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流”话语权地位。2008年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学开始进入第三个新的发展阶段。

    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虚心向一切先进的文明学习。五四运动之后,首先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向前苏联学习;改革开放之后,再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一方面中华民族得到了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使许多国人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特别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由于西方经济学本身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对中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经济学,而且由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在许多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再加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于是,一些人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于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寄希望于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寄希望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于是,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许多高等院校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经济学”的不正常现象。

    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仍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还比较严重,例如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等等。国际国内因素和条件的叠加,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由于客观形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及其发展前途的问题,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热议。我们必须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无批判性地传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淡化、被边缘化,结果不仅许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理论认识和思想上的错误和堕落,是产生一些领导干部行为上的腐败堕落的重要根源。

    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建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仍然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如何构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运用于科学地分析和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是实现我们党所确定的双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XJP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理论任务的现实背景。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主动创新和创建,而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国外已有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的创新与经济的崛起和赶超。因此,不应该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而中国既无条件也无必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相反,世界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上如果不能在世界上取得引领地位,它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根本上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是产生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从当下时代的特点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对已有的两大主要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完整地解释中国道路和模式,而且也无法为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提供新的真知灼见,除了在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摇摆外,很难再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见。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是它们的混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周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更不能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生态危机等难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存在一些严重缺陷,例如,不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必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公有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的经济制度,也不能较好地解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总之,中国发展实践急需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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