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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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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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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2016-09-02 13:31: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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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且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党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人类的梦想,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古代中国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和近代西方世界关于乌托邦的设想之中。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共同富裕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幻想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社会的规律性和历史趋势,系统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社会制度前提、社会途径以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等方面内容,从而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般物质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从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最一般基础和前提,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其他一切理论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次揭示并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物质生产力及其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和人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理解为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不断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一般的主要目的和动机,就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即追求物质福利和富裕水平的提高。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P82)不仅如此,历史唯物主义还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追求物质利益和物质福利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强调物质利益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但是,它将所有人理解为抽象的人,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中。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了物质利益对于所有人的重要性,同时还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物质利益所具有的阶级性以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从而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利益以及不同的富裕水平。从历史实际来看,一切统治和剥削阶级都具有比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更高得多的物质福利和富裕水平。

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规律。根据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同,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由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因而,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当原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产生了社会剩余产品的时候,随之就出现了社会分工、阶级和阶级分化,于是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与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人类历史上先后产生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形态的阶级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所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点,而在一切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剥削不占有生产资料阶级的劳动的共同特点,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恩格斯指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2](P459)因此,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共同富裕的两个方面的根本前提,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

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揭示了不同阶级社会的共同本质,而且还揭示了不同阶级社会之间的更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性以及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具体来说,虽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不同阶级社会之间的一种更替,但是,由于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不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为基础,而且由于这几种不同的阶级社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从而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在阶级关系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奴隶制条件下的奴隶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且直接占有奴隶的人身,因而,奴隶社会是一种绝对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封建制条件下的庄园主或地主虽然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农民或农奴对地主阶级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由于农民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一定的人身自由,从而农民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相比奴隶而言是大为改善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虽然因为占有资本从而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因而,社会财富也就主要由资本家占有,但是由于劳动者获得了彻底的人身自由并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雇佣劳动阶级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相比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阶级而言是进一步改善了。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阶级社会的更替过程,一方面需要认识一切阶级社会共同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剥削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从一个阶级社会到另一个阶级社会的发展仍然表现为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而不能将所有阶级社会完全等量齐观。

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最终将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分析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P11)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最终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为了揭示这个规律,《资本论》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从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等三个维度,深刻地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造成的两个方面的必然结果,即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以及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日益深化和尖锐。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的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始终不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使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时则是严重破坏;由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而产生了与相对过剩人口同时并存的资本过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破坏,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转化以及资本主义信用的无限扩张;商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和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矛盾以及产业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成为必然的周期性现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将被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所替代的生产方式。当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消亡或者被取代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充分地揭示了工人阶级运动和革命在这个历史变革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作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并不是从道义或者是仅仅从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一种简单的否定和批判,而是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巨大贡献,这个历史地位和贡献在于,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P36)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的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

《资本论》的理论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获得无止境的剩余价值,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通过资本积累及其发展,社会财富必然在资本一方不断积累的同时而贫困则在劳动一方不断积累,因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趋势。即使在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当代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一书中,用无可辩驳的各国统计材料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所做的深刻理论分析和预言。马克思的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办法,都无法消除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极分化现象和趋势。因而,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民众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中国人高,就否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和事实,也不能因为一些发达国家例如北欧国家的贫富分化程度比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英国要低,就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都充分表明,要实现真正的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只有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

五、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渐进性,从而揭示了从阶级分化到共同富裕的过渡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而在事实上科学地说明了“共同富裕”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内涵。马克思以当时的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为背景,把通过工人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2](P435)并全面分析了这两个阶段的收入分配原则和由此形成的劳动者之间在富裕程度上的关系和差异。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可以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分配上实行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按劳分配。由于这个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2](P434)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了按劳分配的内涵和内容:“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和特点,“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2](P434-435)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充分表明,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在保证劳动者之间的权利平等的同时,又会由于个人的各方面差异而造成事实上的个人消费资料占有量上的不平等。因而,这个阶段相比以前一切阶级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劳动者或所有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但是,这时的共同富裕仍然仅限于每个人获取个人消费资料的权利上的平等,而不是指事实上的消费资料在量的占有上的完全相等。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上的差别,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均贫富”。马克思指出:“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P435)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前提条件:“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P435-436)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富裕的社会。这个时候的人类共同富裕,已经不再仅仅体现为物质财富占有上的完全平等,而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巨大提高,从而使物质财富的个人占有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意义。这就是说,一旦人类进入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原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已经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而是已经实现的结果。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清晰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共同富裕的不同涵义。

六、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把实现人类的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而且也把争取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权利理解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内容之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P65)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了“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首先在发达国家可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上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氓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2](P460)

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5](P247)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以上论述都表明,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七、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从思想认识方面来说,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才能克服一些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片面和错误认识。例如,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在当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实行了普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及政策,并且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因而,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中国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也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比如,过去以及现在,一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只能讲究无私奉献,而不能追求任何物质利益即使是合理的物质利益,更不能追求物质生活上的不断富裕,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再比如,由于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共同富裕缺乏科学的认识,一些人简单地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也就是所有人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的绝对平等和同步发展,并且以此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实行了“均贫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假的社会主义;等等。

第二,从实践方面来说,认真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进一步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必须坚持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的发展方向。应该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思路和政策是符合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的。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虽然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但是,我国国民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左右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和趋势,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成为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高举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大旗,旗帜鲜明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党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列宁全集,第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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