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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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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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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问题  

2016-04-21 23:2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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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6年前即2010年本人发表于《教学与研究》的一篇旧文,这里仅修改了一下题目。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先后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殷切期望和光荣任务: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需要千百万中国经济学者的艰苦努力,并且一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我在《环球时报》上的短文表达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愿中国经济学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贡献力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直在探索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问题,[1]并且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体系结构和理论观点等各方面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

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面临着三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仍然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仍然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而言仍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三,即使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队伍之中,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2]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仍然没有完成,仍然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3]

一、创新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正确认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前提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逐步占据强势地位。在一些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已经完全过时,西方主流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是惟一科学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在中国应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凡是现实不符合这套理论的地方,就要去改革,让现实符合这个理论,只要这样做了,中国也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国家一样,成为世界上发达的、先进的国家。再进一步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改革,最终就是走上一条美国式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离多党轮流执政。

显然,假如事情真的如此,那么,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就失去了必要性,甚至连政治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失去了根基。所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为前提。

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31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解释不了的。主要依据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既没有全盘私有化,也没有实行政治上的西方民主化,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存在着各种问题甚至有些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相对而言,31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同时间全世界最快的。[4]这是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思考创建中国经济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认为中国31年来的经济发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巨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客观上的某些推动作用;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可以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工具和方法。但是,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从根本上来说,照搬任何外国理论,包括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甚至是误国误民的。

二、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

改革开放31年来中国经济学的最大进步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存在一个巨大的理论上的“软肋”甚至是空白点,即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回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在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在苏联都解体了,东欧国家都剧变了的条件下仍然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为什么中国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是成功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当前全中国人民都感到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我国现实经济与社会又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就更是成了“全民意识”层面的问题了。这些问题急需中国的经济学家予以回答。

然而,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界的”)却没有很好地回答甚至根本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现有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样一个理论观点,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都是先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建立,然后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件所论及的经济内容进行分述。不仅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而且上述最重要的问题被省略掉了。正像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说明一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理论的解释。

人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正面”回答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是因为实际上存在着另一个事实上的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漏洞与尴尬,即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搞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从“生产力标准”这个“理论”“大逃亡”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近代史上去了,[5]或者根本就“逃避”了。

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现状。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彻底,自然也就失去了“说服力”或“掌握力”。

当然我们不必说,这样的问题对于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来说,本来就不是“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理论解答。

实际上,“生产力标准”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矛盾并不是现在才存在的。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一开始就同中国现代以来的全部历史相矛盾的。所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全部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新中国在1956年那个时候的生产力状况,可以肯定地说是并没有达到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水平的。假如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搞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更加成为问题了。试想,连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发达多了的欧美国家都没有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搞社会主义?显然,“简单地照搬”或“直接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范式”,并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31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

三、从方法论的创新开始,重新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逻辑起点

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是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样一个正确命题之下,却在实际上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导致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只要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历史的演变,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范式”至少在直接意义上是冲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是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相反,它是通过政治革命先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以这种独特的“路径”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发展逻辑”。

这里提出的问题,自然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或认识上的问题,即究竟如何看待和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及其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7] 我们说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样的“理论范式”不一致,是否必然陷入这样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是说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要么是说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根本就是违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两难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及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两点: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不同的理论要素,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强调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的基础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这个理论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个“范式”描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机制或机理;根据不同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区别,这个理论把人类社会历史从最一般意义上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论还认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的主观创造性是有机统一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表现为个人行为和集体行动的共同结果。[8]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不同的理论要素,应该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具体来说,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最具有“硬核”性质的内容,从而具有“一般”即最普遍的适用性和终极性的解释力。而这个理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式和“社会发展五形态论”则并不一定具有一般性。例如,从世界范围来看,有的国家或民族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可能正是因为并不直接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个“范式”,从而也并不完全依次经历全部五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或其他什么“峡谷”。因此,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具有一般性的“硬核”部分,并不意味着必须照搬这个理论中并不具有一般性的其他内容。换句话说,承认具体国家或民族的一定具体历史发展路径存在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定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否定,相反,正是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原则。人类社会发展的极为丰富的历史本身表明,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正确认识人类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来看,它具有两个来源,一方面,它是马克思在批判各种旧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特别是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它主要是从西欧国家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式”更是直接从西欧国家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而总结出来的。这正是马克思晚年不惜一再延迟《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和出版,而致力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另外,无论人们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有何认识上的分歧,但有一点却应该是共同的,即马克思对于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本身表明,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同时也认识到了世界不同民族发展的多样性。因而,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特殊性的理论内容,需要通过世界史、民族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来加以丰富和发展,这并不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而恰好是对这个理论的最科学的运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存在前述方法论上的缺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不同内容作出科学的区分,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个本来正确的原则,误解成为照搬这个理论中的所有内容。这正是导致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的具体的理论认识上的根源。

其次,所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理论硬核”,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两个“精神硬核”。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硬核”,正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正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相反,一切从理论出发,甚至从“教条”出发。

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突破照搬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分析范式”和方法,必须坚持从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影响的分析作为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必须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才能对中国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加以解释。[9]

至少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深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已经开始融入“世界历史”,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此,中国社会的演进不再是一个独立和孤立的过程。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在“社会”与“世界”之间,“国家”就是必然的“桥梁”与“中介”。在理论上,也就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分析范式,仅仅从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生产力出发,去解释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应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给予中国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外部约束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国家”也就必然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提出这一观点的现实客观依据是,中国现代历史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而且中国现有的全部经济制度,一开始就是以“现代国家”的形成为前提的。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现象离开了国家,几乎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国家”的影响无所不在。即使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这一点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所有经济范畴中的“普照的光”一样,“国家”在中国也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根本无法照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个“理论范式”加以解释。因为中国现代的国家形态,并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相反,正是建立了国家,才去建立那个经济基础。中国的公有制,不是源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是源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手段。国家领导人曾经不止一次地、非常朴素地指出过这一道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最近的例子是,2008年中国南方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几件大事都充分展现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具有的强大而突出的作用。当代中国以及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正在于它天然地与“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提出上述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我们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恩格斯曾经指出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就应该从哪里开始。既然中国现代社会以国家的形成为起点,并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那么在理论上,当然就应该以“国家”作为逻辑上的“起点范畴”。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国家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他的“六册计划”都表明,“国家”或“上层建筑”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以上已经指出过的原因,马克思将“国家”排在“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之后了。以上的论证表明,我们完全可以改变一下马克思的“六册计划”中的范畴顺序,把“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以全球化为背景和前提,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结构与职能,国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关系等展开全面的研究,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理论,进而对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企业、劳动、土地所有权、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现象和范畴进行科学的研究与说明。

第三,把“国家”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由于缺乏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并总是片面强调了“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却又忽视了对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的研究。正像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企业暗箱”这一重大缺陷一样,中国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也存在一个“国家暗箱”。离开了对于“国家”的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必然陷入新古典经济学同样的命运与悲剧,即它仅仅只是一种“黑板经济学”,仅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表现,而失去了对于现实生活发挥积极作用的功能。我们相信,一旦把“国家”引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将展示出全新的活力、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现实的巨大作用。

第四,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或“起点范畴”这个问题上,虽然我国经济学界有许多人曾经分别提出了以“劳动”、“自主劳动”、“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分工”等等不同范畴作为逻辑起点的各种观点,并进行了理论体系创建方面的尝试,但是,结果表明,都是不成功或者是不太成功的。这些主张要么是仍然局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只不过是进行了新的排列与组合,要么是虽然根据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增加了诸如“经济体制”、“资源配置”、“体制转型”、“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等内容,但是,在理论上又缺乏逻辑逻辑性,不能令人满意。而所有这些尝试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在于,都没有能够抓住“国家”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普照的光”这个“纲”和这个客观的事实,从而在理论上不能合乎逻辑地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个具体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符合实际的科学说明,进而也必然不能形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普遍的共识。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我们必须真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为背景,重新构建新的国家及其发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经济关系的全面研究与解释,进而创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体系。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研究中,经济学必然与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联姻,从而必将催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面复兴。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3.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4.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6.       于光远、董辅(礻乃)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7.       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8.       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赵学增:《劳动与资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   程恩富、冯金华、马艳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   纪宝成、张宇:《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   张宇、柳欣主编:《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13.   史正富、张军:《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   李萍、武建奇等著:《反思与创新: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   史丹利·阿若诺威茨、彼德·布拉提斯编著:《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17.   罗拍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8.   邱海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发达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1] 于光远、董辅(礻乃)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2] 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围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所展开的讨论或争论,一方面标示了理论研究的活跃与生气,但另一方面也是产生许多理论与思想混乱的原因。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都成为问题了。这大概是一切理论从一种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式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破”中有“立”,但毕竟“破”并不等于“立”。

[3]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贯彻在中国所有“应用经济学”中,而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被各种“应用经济学”所摈弃,政治经济学日益陷入一种“自言自语”的孤立状态。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处于“危机”状况的另一个重要表征。一定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如果不能被各种“应用经济学”所“应用”,它也就失去了理论经济学应有的“基础”和“指导”作用。

[4] 国内外学者都以“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概念表达了对中国31年改革开放成就与经验的充分肯定。

[5] 例如,张海鹏:《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文中说“60年前,中国为什么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210。这样的说法也是中国现行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通行说法。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页。

[7]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早在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社会的争论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倾向。在这个争论中,一些“理论家”之所以坚持“奴隶制”说,一个重要的动机在于使中国的历史发展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相一致,从而间接地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合规律性”。不仅因为本人无力评论古代史性质的争论,同时,为了使问题简化,本文将同一个性质的问题,限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范围之内。

[8] 学术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参见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9] 在这方面,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和理论发展的起点。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正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理解释中国现代发展史所不可缺少的“理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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