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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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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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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经典语录赏读系列(之二十二)  

2010-09-06 01:30:15|  分类: 经典语录赏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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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查克里、农民战争)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派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的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洲东部各洲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

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国家所进行的劳动组织等革命措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奋起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障碍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障碍将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可能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阶段的趋势。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由于竞争可破产,使目前的事态重又恢复。

简单说来,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做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做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阶级斗争(也是过渡的)本身所决定的过渡的社会解救办法。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党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成为理论上争论的问题而丝毫无害于共同行动。甚至也可以谈一谈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该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教育费由国家负担等等。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在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

赏读:

摘自恩格斯于1847年9月26日和10月3日写作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两篇),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1847年9月26日,出版于布鲁塞尔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对共产主义者大肆驳斥。”于是,恩格斯写下了这两篇反驳文章。

通过恩格斯的这两篇带有论战性的文章,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海因岑本人的观点与主张,而且可以了解恩格斯(当然也包括马克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例如:

第一、关于小农的观点。由于当时的德国仍然处在工业化之前,因而存在大量的个体农民即小农。根据历史经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在民主革命中,小农不仅是工人阶级的跟随者,而且“总是反动的”。小农“在目前”是“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海因岑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显然是虚妄的。

第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民主主义”政策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限制竞争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限制或废除继承权、国家进行劳动组织(即建立国有企业)等。这些措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这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而只是达到消灭私有制的“过渡的中间阶段”。恩格斯进而提出,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采取有利于受压迫阶级的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化),儿童教育费由国家负担等。

第三,共产主义的实现(即消灭一切私有制)是大工业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否则,当大工业本身的发展并未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制的羁绊”的时候,也就不可能出现“其他任何分配方式”。换句话说,只要大工业本身的发展还需要财产采取私有制的形式的时候,也就不能指望从根本上去消灭私有制。

第四,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共产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理论不是基于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同情而提出的学说,而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的阶级立场的理论表现。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本身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的时候,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处在一种潜在状态的时候(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是:当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了的时候,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综合以上第三和第四点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需要大工业的发展,而且需要无产阶级本身。共产主义不是大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产物。

由此可见,虽然只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但是恩格斯给我们提供的上述理论观点,无论是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是对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和总结后来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无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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