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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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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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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与中国的前途  

2010-08-31 01:06:08|  分类: 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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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及大众语言中,由于独特的近现代史,“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一直遭受着曲解。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停止或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为前提的。然而,这一点却被一部分人解读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批判的对象,毛之后,大家又都成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阶级斗争论”的否定者与批判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其实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及其对立,因为那时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地主,只有工人、农民以及一个官僚阶层,而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只是为了对付强大的官僚阶层,但却“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恰恰是改革开放才造就了新的阶级及其分化。一切有良知的人不会否认: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重塑了一个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买办阶级,当然,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官僚阶层等。在今天的中国,在许多人看来,只要谁再提阶级斗争,就一定是个“毛主义者”,并且就一定是改革开放的敌人,保守的极左分子。

中国的民众是在邓公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承诺下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政策路线并以单纯的GDP增长为目标,中国走进了一个“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了,但是又并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的特定历史阶段。自改革开放至今日,中国一直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不仅如此,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和没有共同富裕发展到了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界线的水平。中国似乎又重新进入到一个阶级社会。

马克思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在他之前,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米涅和基佐)就已经将阶级斗争作为分析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从理论上说明了阶级由以产生的经济条件,从而说明了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将达到最终消灭阶级本身。

对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人对于阶级斗争的现代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在马克思那里,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因而,问题只在于用科学的理论加以反映,并反过来用这种理论去武装工人阶级,使之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为真正“自为的阶级”。相反,在中国人心目中,阶级斗争更多地是一种“理念”或者政治观点与态度。文革中,是在没有阶级的背景下去搞阶级斗争,自然有些荒唐并且效果不佳;而之后至今日,又在已经存在或者重塑了阶级的背景下对阶级及阶级斗争“讳莫如深”。

由于发展的阶段不同,如果说发达国家已经处在“后工业文明”阶段从而不存在(或者可以忽略不计)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那么,当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承载着双重主体的概念,即它既包括过去的城市工人,也包括“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反之也然。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存在,是以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为前提的。

总之,阶级的存在是当代中国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也就无法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地区分两个相联系但又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即阶级斗争本身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与性质。

承认现阶段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并不等于承认阶级斗争一定要或者必然要采取政治革命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阶级斗争的最极端的形式当数暴力革命的政治形式了。然而,阶级斗争采取或必然采取何种形式完全是由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国际环境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条件决定的。例如,同样是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的利益冲突,在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而在过去的俄国以及中国,由于内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阶级斗争采取了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方式。

从当代中国的各种情况来说,虽然一方面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阶级斗争的方式却更多地是非政治性的,有时在一定程度上,阶级斗争采取了个别的(企业和地方层面的)甚至是个人化的、“非法”的方式。当民众使用“弱势群体”这样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时候,表明民众自身根本就缺乏真正的阶级意识。根据卢卡奇的观点,没有阶级意识的群体,只能是一个“自在的群体”,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或自觉的阶级。任何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总是以自觉的阶级意识为前提的。

当代中国在政治上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究竟是应该创造条件让工人和农民成为有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体呢?还是应该继续防止或阻止他们成为这种社会主体?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选择前一条道路,那么是否就一定将中国拖入一个阶级对抗的新局面;如果选择后一条道路,那么劳动阶级的利益是否就一定继续受到更大的压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和政府的认识与态度。可以猜测地是,假如任由其他政治力量(例如敌视执政党的那些人,并且以“民主”的名义)出面组织并利用这两大阶级,那么,中国的政治局面将很可能重新面临八九年的危险状态。至于这两大劳动阶级是否能够独立地组织成某种政治力量,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是极为困难的。

假如我们承认中国业已存在一个未富裕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不公平与非正义,假如我们承认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各种阶级和成员(而不只是既得利益者)一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从社会整体进化的角度来说,如何正视两大劳动阶级在其中的能动作用(而不仅仅是劳动),如果全社会包括执政党在内都以社会稳定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需要,那么毫无疑问,党和政府对于这两大阶级的重新组织就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必然选择。苏联解体的教训值得记取。这个教训就是:作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理论上的代言人的执政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在实际上代表这两个基本的社会阶级,那么,无组织的这两个阶级一定会被政治上的敌人所利用,而其结果是,党和政府以及这两大阶级都将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

最新的信息表明:私人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将获得进一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过度的对外依存度,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末端,民族资本的低利润率与高剩余价值率同时并存,工资被压制)未能完成彻底的变革之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趋势可能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以及社会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否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这一趋势仍然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经济矛盾,有时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以及政治改革来解决。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能仅限于政府本身的改革,最大的政治改革任务是:在保持政治制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继续发展资本的同时,重新确立或建立党和政府与劳动阶级的政治联盟与互助关系(重建工会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惟一正确的道路。至少我个人相信,通过这样的政治改革或改良,中国社会将获得多赢的最佳局面,中华民族首先将在内部和平的环境中继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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