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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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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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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2010-04-12 01:34:56|  分类: 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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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各种事实表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我们在充分认识各种外部原因的同时,更应该着力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和问题是方法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不规范。因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努力建立学术研究规范。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危机 教条主义 规范

  

   一、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被严重边缘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和学术期刊界的主流地位逐步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取代。在高校中,政治经济学曾经几乎是所有大学本科生必修的课程之一,而现在,不仅由于课程改革使绝大多数理工科学生不再研修政治经济学这门课,而且甚至一些文科类的专业也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相反,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却是所有文科类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从学术期刊来说,有些号称一流的经济学期刊几乎不再或很少发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来说,政治经济学已经很少被列入经济学类专业的考试内容。从专业资师和研究队伍来看,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大幅减少。从专业设置和学生的选择倾向上来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本科专业改名为经济学专业,只有硕士研究生专业还保留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虽然许多大学都开设有经济学本科专业,但这些学校不仅连《资本论》不再开设与教授,而且真正属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也是少得可怜,因而,虽然名为经济学专业,实际上已变成西方经济学专业了。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在选择硕士研究生专业时,大部分而且比较优秀的学生都倾向选择西方经济学或其他专业,而政治经济学专业则需要从其他专业调剂一部分学生的现象。

   以上情况表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已经是严重下降了,甚至是过度下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并且仍然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之中。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根本的扭转,不仅政治经济学本身不能得到健康发展,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

   产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大体说来,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西方经济学的竞争与泛滥等理解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客观原因,[1]而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存在的缺陷或问题理解为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抽象性和批判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与作为个体的学生具有距离感。对于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更多地只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没有给他们提供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具体工具和方法。对于许多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更像是政治或哲学,而不是经济学。其二,由于中国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经济现象上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加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是发达国家经济实践与经验的总结,那么自然地,在许多人看来,我们中国人就更加需要学习与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因,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政治经济学,而皈依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三,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被许多人解读为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性也自然受到人们的怀疑。其四,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泛滥本身在主观和客观上起到了边缘化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其五,一些高校经济学学院或经济学系以及学术杂志在主观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认识和有意排挤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错误做法。

上述各种客观原因是导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进一步加剧了自身被边缘化的格局。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大根本的缺陷和问题:

第一,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严重束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

无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从现实需要来说,政治经济学都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并且具有历史性的学科。这样一种学科性质,要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紧跟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能够满足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凯恩斯的《通论》等等这些经济学的经典名著,无一不是因为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被载入经济学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虽然在口头上、在文字上广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与教学中,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却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惟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仍然被教条主义所支配和束缚。

大量的事实表明,时代的发展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历史的声音和客观要求却被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回避和漠视。从我国改革开放31年来的实践来看,中国学术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关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往往总是比实践的发展还要慢半拍,在关于市场经济、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发展私营经济等等问题上都是如此。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被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束缚,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所困惑。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来说,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叫“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都始终是说不清楚和达不成共识的问题。例如,部分地否定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又坚持了马克思大多数理论,这是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坚持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底什么叫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呢?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否定或发展马克思的某个具体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呢?等等。对于这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达成一个清晰的共识,而且许多人不仅在潜意识里,而且在实际上是持一种教条主义态度的,虽然从来没有人公然说不要创新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但是对于究竟怎么样才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缺乏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于是就形成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自言自语式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所谓“理论争鸣”。[2]另外,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揭示客观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也是一个看似清楚实则模糊、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的问题。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产生,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是缘于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心理上存在着创新与发展的障碍。就心理层面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学科,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学者们始终很难对学术问题与政治倾向问题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是妨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大胆创新与发展的深刻原因之一。例如,在如何认识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对于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源于对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系统的实证研究,而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理论命题中推论出来的。虽然从政治立场上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对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就不可能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就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说,作为经济学家,仅仅在原则上支持坚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令党和政府满意的。

产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还缺乏应有的、足够的科学态度与认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虽然“发展与创新”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是,在实际上,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许多“盲点”,从而使许多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被搁置。例如,在关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全部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然而,中国并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么,为什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显然,“简单地照搬”或“直接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范式”,并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31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疑难问题”, 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界的”)却都没有很好地予以回答,甚至根本没有回答。正像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说明一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理论的解释。要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惟一的出路在于重新科学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逻辑结构。[3]

总之,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是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并产生危机的最大病因。不彻底解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自我束缚,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无法得到实际的贯彻与运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也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也就无法“掌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也就必然被淡化和边缘化。

第二,   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和弊端是,缺乏科学精神与不规范。“不规范”产生了“无发展”,而“无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不规范”。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把它作为科学来对待,并按科学规范来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这里说的“科学规范”,就是指必须严格按科学的精神来进行研究,必须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必须遵从本学科的“发展轨迹”来设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而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发展线路”与“标志”。

就经济学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就确立了在中国教育与学术上的主流地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科学规范的形式是分不开的。相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被边缘化,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规范或缺乏规范也是分不开的。撇开理论上的实质不说,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学派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发展线路和轨迹,并具有一些明显的理论发展上的“路标”。之所以如此,与西方经济学家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并注重科学研究的规范性是分不开的。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在西方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西方学者们撰写论文,提供一个“文献综述”都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与论文展开的前提。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规范最明显的表现是,缺乏自觉的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拒绝承认从而不尊重他人和前人的科学劳动,一切都从“引经据典”开始。这种研究上的失范,导致的结果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停留在许多基本概念和理论问题的层面上,大量的重复劳动与无效劳动,并使许多真正是问题的重大问题被忽略了,进而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几十年“有增长而少发展或无发展”的严重后果。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缺乏明确的发展轨迹与线路的学科,怎么可能不断吸引青年人加入其中呢?不能不说,长期以来存在的研究上的无规范和无序,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学后继乏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明显的向上的直线,那么,几乎可以说中国学术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几乎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圈里一转就是几十年。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后来人来说,当他面对一个有着明确的发展轨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另一个缺乏明确的发展线路的政治经济学时,他将会做出何种选择,结果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毫无疑问,不彻底改变研究上的不规范或缺乏规范,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进步与发展。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前途与出路

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和分析研究与教学上存在的主要缺陷,不是自杀式的自我否定,相反,是为了探索与寻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与发展方向,使政治经济学获得新生。也只有正确估计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形势与自身的地位与状况,实事求是地、准确地找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与问题,才能够寻找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和发展方向。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前途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悲观失望的看法与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与态度是短视的,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并不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它只不过是具有科学的形式罢了。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越来越普及之后,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伪科学的一面。到那个时候,将会发生一种新的逆转,正像人们曾经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发生的转变那样。现在许多年轻学生之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趋之若骛,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或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便于学生掌握和应付各种考试。另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经济学。无论如何,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根本矛盾与冲突的。当西方经济学的负面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之后,不仅国家将会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而且广大经济学学子和学者也终将自我觉醒。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近3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理论上的探索,力图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4] 并且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体系结构和理论观点等各方面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创新与发展意识尤为强烈与突出,并进行了更加积极的各种理论上的探索,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上,推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版本,例如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5]、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6]、卫兴华、张宇教授撰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7]、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8]、荣兆梓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9]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突破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理解来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10]还有学者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构架。[11]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和任务,并试图通过引进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2]另有一些学者希望通过数学化的方法使政治经济学“现代化”[13]。等等。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探索正是最终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变革的一种准备和前奏。因此,我们在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处在危机之中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的事实。虽然我们可以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自我危机意识,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悲观绝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然,我们还必须进行更大胆的创新,还必须通过政治经济学自身的“涅磐”来重获新生。

撇开那些深层次的外部客观因素不说,仅就中国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与建设来看,如上所论,最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和不规范或缺乏规范的研究模式。

就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恢复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14]马克思自己说过,“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谦逊,但是,也深刻地反映出马克思对于一切理论包括自己的理论的真正科学的态度。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的态度与方法。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必须从实际和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现有的理论出发。马克思自己说过,辩证法是批判的,是革命的。在世界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在面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穷凶极恶”式的“围剿”中,如果不能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不能真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和实践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不能用辩证法的原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如果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本身当成不再需要证明的绝对真理,那么,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突变与新生就是根本不可能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以李嘉图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形势何其相似乃耳!当年李嘉图的那些弟子们,面对马尔萨斯等人的诘难,虽然出于维护李嘉图理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是,由于李嘉图理论本身存在着矛盾与缺陷,结果,在回答那些诘难的时候,李嘉图的理论被弟子们解释得面目全非。后来,由于发生了“边际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才获得了“新生”。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面对实践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诘难时,难道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尴尬与局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经验与教训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认识上的飞跃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上的革命吗?可以预言,如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仍然抱着一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心理与态度,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涅磐”,要实现所谓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绝不等于毫无根据的随意的和全盘的否定,即便有个别这样的别有用心的企图,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内容本身,并不是由哪个理论家来加以判定的,它们存在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中。毫无疑问,一切科学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发展甚至革命,才能得到坚持。不管口头上喊多少次、文字上强调多少次“坚持”,也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真的被坚持了,事实已经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克服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来说,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真的需要向伟大的中国实践家们学习,需要向中国社会的发展本身学习,真正需要“直面”当代世界与中国实践,而不是被那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和教条所束缚。

其次,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急需回归科学的轨道,急需确立规范的研究范式,急需大力提倡尊重知识产权,急需突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研究套路,急需大力开展各种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急需深入展开各种属于“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那些课题的研究,自觉地将研究的触角更多地伸向实践,主动地伸向各种“应用经济学”。 从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严重地滞后于应用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结果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日益自我孤立的现象。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学科,当政治经济学理论日益脱离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和需要时,它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空间自然也就日益萎缩了。在当代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已经几乎不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子,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危机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15]这种状况急需得到改变。

政治经济学回归科学的轨道,要求我们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气质,必须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科学来对待和要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们都是“自觉的”、“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意识形态就怀有一种天然的、神圣的敬意,并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传话筒”,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的态度以及无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相反,却被人民大众和广大学生在无声无自息中抛弃。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现状,不仅人民群众,大学生们,可能甚至连党和国家也是不满意的。正像任何人只有自尊才能获得他人尊重一样,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保持科学上的独立性,也就不可能被社会所尊重和接受。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大众和广大大学生需要的是科学和真理,而不是教条与教训。

回归科学,要求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而不是一再重复前人的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即使是资本主义部分,也没有能够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在阐述理论的同时还提供大量的实证材料,而仅仅只是各种概念与范畴的堆砌。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像马克思当年那样,在大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材料的同时,全面收集与研究现实的各种经济材料。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经济运动本身,而不是各种经济学著作。作为一门科学,正像其他一切科学的研究一样,既有的所有理论和文献,不过只是一种参考而已。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各种文献本身。如果我们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进行一个数量上的比较,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前者主要在讨论各种抽象的理论问题,存在大量“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式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在进行各种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缺乏对现实问题的着力研究,这恐怕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缺乏真正的创新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也存在同一个问题。这样的研究与学生培养模式显然是存在严重缺陷与弊端的。

回归实践,就要求政治经济学不能自绝于“应用经济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学科分工,理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下的一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又成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分工与分类有其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身绝不能受制于学科本身的分工及其划分。虽然我们不赞成“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就固定在“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么,除了把自己悬在了半空中,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本来,属于当前学科分类名称中的各种应用经济学都是从政治经济学中衍生和划分出去的,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却自愿放弃研究这些应用经济学所涉及的现实经济内容。显然,这不能怪罪那些应用经济学以及学科分类本身,而只能怪罪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济学作了过于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虽然政治经济学不必重复应用经济学,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政治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很少研究那些“应用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改变。事实表明,“应用经济”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城池”,政治经济学自觉放弃了对于“城池”的占领和保护,而任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中驰骋,谁胜谁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大力开展“应用经济”研究,必须将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抢占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最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必须实现规范化,必须革除每篇讨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章都从解释经典作家的原著开始的旧习,必须强调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必须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新的“问题”。不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也必须贯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走出“原地踏步”的怪圈。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研究与教学,必须清楚地描绘出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最近的基础”并廓清发展的方向。[16]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       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3.       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逻辑起点》,《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4.       于光远、董辅(礻乃)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5.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6.       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8.       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9.       荣兆梓主编:《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吴易风:《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1.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2.   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13.   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   张宇主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5.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16.   纪宝成、张宇主编:《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1] 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就已经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刘国光教授更多地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外部原因来看待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现象的。参见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 必须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围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所展开的讨论或争论,一方面标示了理论研究的活跃与生气,但另一方面也是产生许多理论与思想混乱的直接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需要向“主流经济学家”们学习,即对于许多基本的原理性的理论,不再公开争论,而更多地是运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必须具有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加强内部团结与互相尊重,彻底摈弃相互攻讦的不良习气。

[3] 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逻辑起点》,《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4] 于光远、董辅(礻乃)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5]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6] 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 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8] 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9] 荣兆梓主编:《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吴易风:《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1]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2]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载于《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13] 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 《资本论》书信集,第575,人民出版社,1976年。

[15] 参见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16] 参见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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