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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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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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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的?  

2010-03-21 15:25:48|  分类: 财经热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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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国民收入分配属于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它并不是在生产、流通与消费之外的一个环节。

一般的理解或想像是,人们先生产了产品或商品,把商品卖出去取得了收入之后,然后才能对这个收入进行分配。因而,在这种理解看来,分配完全是独立于生产、流通与消费之外的一个过程。因而,如果收入分配有问题,例如出现了不公平或者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完全可以单纯就收入分配进行调整,以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结果。

显然,这是一种肤浅的表象。事实上,国民收入分配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一个孤立的环节,而是存在于生产、流通与消费及其相互转换之中的现象。例如,在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下,收入分配不是表现为生产的结果,而是相反,它是生产的前提。还在工人进入生产之前,劳资双方已经就工资达成了协议或默契。无论事后有什么奖金或津贴或股票奖励之类的花招儿,雇佣劳动者所得,在本质上永远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及其转化形式。而资本家所得,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他的经营管理劳动的收入,也不是什么风险收益,而是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或说法,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按这个理论,母鸡下的蛋应该归母鸡,而不应该归母鸡的主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再比如,流通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收入分配的过程。显然,在流通或交换中,价格是一种杠杆,它的每一次变动,都是对买卖双方收入的一种调整。无论什么原因,白菜由一元钱一斤涨到2元钱一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降低了一半。这就是为什么通货膨胀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洪水猛兽的基本道理。当然,在厂商之间的交易中,价格永远也是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

再有,消费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收入分配的过程。这主要是由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来体现的。花了同样的钱,买了质量不同的商品或服务,从而也就使相同的货币收入转化成了不同的实际收入。

最后,在任何一个社会,还存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上。通过税收,国家从企业或个人取得财政收入。这些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国家行政(包括基建、行政开支、所有公务员的个人收入等)、国防、国家教育、公共服务建设、转移支付等。

懂得了上述基本原理,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解决起来这么难。可以概括地说,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格局,是长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本身带来的必然结果。也因此,不仅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种格局,而且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具体来说,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原因(合理与否是另一个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如下方面:

第一、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就是有意识地选择了收入分配拉开差距的道路。这一点,小平曾经讲得非常明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小平同时还讲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要带领大多数人一起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然,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的。不幸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小平讲的后面这个结果确实已经成为现实,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1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就在于让“丛林法则”发挥作用。但是,各个国家的具体体制不同,这个作用的程度、范围和结局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北欧国家与美国的差别,英国与中国的差别等。相比北欧国家,中国现在不是离社会主义的原则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一定意义上来说,90年代以来的发展,背离了小平当年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虽然近几年党和政府在极力改变这种局面,但是,冰冻三尺,岂能一日融解!?

第二、同样为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所有制结构上,中国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体制,而这又是产生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源之一。早在80年代,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与体制内人员的收入、外企与国企的工资收入等就已经呈现出很大的差异。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进一步造就了一夜暴富的群体,他们是政府官员和这些国企的原有负责人。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同样是造成国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再到21世纪,国企垄断又成为产生体制内收入与体制外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腐败也是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政府的各级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也许并不算高,但是,掌握一定权利的各级官员,不仅有大量的公款消费,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多半都是私企老板或外企的贿赂。凭心而论,真正憎恨腐败的,是那些私企老板或外企资本家,他们比普通百姓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相对滞后,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国家逐步将教育(除义务教育外)、医疗卫生和住房等涉及国民福利的领域社会化或市场化,老百姓的个人开支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按货币收入来看,老百姓的收入的确是增长的,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实际福利水平并没有收入增长显示的那么多,那么快。简单地说,一手收进来的,甚至赶不上另一手交出去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个人储蓄何以只增不降的秘密,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难以扩大的真正根源。中国国民储蓄的持续性增长而且从不下降,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畸形化的一种反映。显然,在老百姓有各种后顾之忧的前提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这一行为的结果是:消费不能起到拉动生产和投资的作用。当然,高储蓄还产生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银行的低效率等。

第五、政策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一些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刺激其经济发展,从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设立开始,再到沿海13个城市的开放,海南省的设立和开放、上海浦东的开发等等。在31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总有不同的地区,享受着不同的政策待遇,自然也就产生了地区之间巨大的收入分配差异,同时也为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奠定了基础。对于某些个人而言,抓住每一次国家政策产生的机遇,是迅速脱贫甚至一夜暴富的重要门路。当然,对于大部分普通百姓而言,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只是意味着别人的收入水平比自己的更高。另外,政策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还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设立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放开与发展、矿产资源的私人经营等等领域。

第六、除开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关的上述这些因素之外,当然还有“三农问题”。凭心而论,新的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是着力最多的,而且也是成效最为显著的。只是由于三农问题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问题,要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此可见,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是31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在中短期内已经不可能“彻底”改变这一格局,而是如何改善这一格局。改善的目标有二,一是防止由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的动荡,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推动力量。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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