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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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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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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经典语录赏读系列(之十四)   

2010-03-14 17:18:58|  分类: 经典语录赏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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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

重商主义的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学说的中心。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

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

马尔萨斯人口论﹒﹒﹒﹒﹒,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 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

“国民财富”这一词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竭力概括才初次出现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

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需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和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商人收入的直接来源;这就是说,每个人必然要尽可量设法贱买贵卖。﹒﹒﹒﹒﹒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

重商主义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一种纯朴的旧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

当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亚当·斯密快要开始批判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就大大改变了。时代变得人道了,理性得势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远的权利了。

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

价值是对效用的关系,﹒﹒﹒﹒﹒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活动的范围。

 

赏读:

摘自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1844年1月、载于马克思和卢格主办的《德法年鉴》1844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著。

大约是在1843年底或1844年1月,恩格斯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寄给了作为《德法年鉴》杂志编辑之一的马克思。因而,在《德法年鉴》未出版之前,马克思就读到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且做了详细的摘录。[1]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天才的大纲”。后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还一再援引了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这些基本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最初观点,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初态度明显地受到了恩格斯的巨大影响。

在19世纪40年代,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那时他们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等不同术语指称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时他们都没有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做出的评价达到怎样合理的程度,是衡量他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重要尺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做出完全正确的评价,这本身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努力的结果。

就《大纲》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价的总体倾向来说,是否定的。恩格斯之所以否定政治经济学,是因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是“诡辩和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不老实”。

由于恩格斯在总体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于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恩格斯在《大纲》中,对英国人(亚当·斯密、麦克库洛赫、大卫·李嘉图)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与法国人(萨伊)的“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进行了双重的否定,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恩格斯论证说:“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2]可以看出,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是很模糊的,对于“生产费用”(即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和“效用”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论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指出,恩格斯在这里对于价值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的这个问题本身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这一点,恩格斯一直没有弄得太清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年)中的一个小注中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耗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3]这就是说,恩格斯在《大纲》中关于效用和生产费用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决定生产问题”的,而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费用或劳动价值论主要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而是解决商品交换规律的。正是出于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一种误解,从而使恩格斯完全否定了生产费用价值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4]在关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的理解上,恩格斯更是提出了错误的看法:“作为基本东西和价格泉源的价值倒要从属于它自己的产物—价格了。”[5]这种理解,相比李嘉图而言,无疑是一个理论上的倒退。

总体上来看,恩格斯的《大纲》虽然在某些方面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见,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不成熟的著作。1871年4月13日,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6]1884年6月26日恩格斯在写给叶·埃·帕普利茨(她写信给恩格斯,打算把恩格斯的《大纲》翻译成俄文)的回信中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带来的好处多。”[7]没有谁比成熟的恩格斯对自己的《大纲》所做的这种评价更准确和实事求是的了。如果有人过高地评价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观点,甚至把它作为论证效用价值论的依据,那就是对恩格斯的明显的误解甚至是故意的曲解了。



[1] 马克思写下这个摘要的具体时间究竟是在《德法年鉴》出版(1844年2月)之前,还是之中或之后,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供人们对此进行正确的判断。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60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

[5] 同上,第60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

[7] 同上,第36卷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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