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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平 的博客

我们处在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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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硕士生招生专业:政治经济学 博士生招生方向:《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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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三国时代”  

2009-09-27 16:28:43|  分类: 经济学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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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到底有多少种经济学?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目的并不在于寻求关于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因为事实上,到底什么叫“经济学”,可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标准,从而,就会针对“中国到底有多少种经济学”给以不同的答案。

按照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目录,“经济学”是一级学科,其下面又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又包括“政治经济学”、“ 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六个专业。“应用经济学”包括了“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等10个专业。

这当然是中国官方的标准,不仅与外国不同,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且即使是中国人,有的人也并不承认。例如,时下人们经常称“主流经济学”而不称“西方经济学”。更有甚者,干脆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在这些人眼里,除了现在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堪称经济学,再无其他。显然,这只是他们的观点或者一厢情愿。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国家,经济学也并非仅此一家,而是派别林立。当然,占主流或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看到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了。

再说一段小的插曲。在今天一些年轻人的心目中,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什么政治经济学,而且,中国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个政治经济学,早已过时,而且很不令人喜欢。其实,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将“政治经济学”有意识地转化为“纯粹经济学”的目的,本来就有两个:一是将现代数学引入经济学,二是对抗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作为标准教科书,在欧美国家流行了几十年。从此,“政治经济学”淡出经济学的“江湖”。不过,自19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不仅一直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而且更有1990年代之后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滥觞。尽管如此,应该承认,效用学派的目的的确是实现了。不仅成功地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而且也主要是因为这一点而成功地占领了经济学在高等教育中的统治地位。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学高等教育也基本形成了西方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态势。

再回过来说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问“中国到底有多少种经济学”,显然可以有两种回答的标准和思路。第一,以学科分类目录为基础。由于“经济学”包括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那么,所有二级学科中的专业都算是经济学了。例如,财政学理论是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也是经济学理论,等等。第二,以学术界的“习俗”为基础。按照学术理论界的“习俗”或“习惯”来说,所谓经济学,就是指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部分,而不包括它在其它方面的运用或应用。例如,财政学和金融学,多半都会被理解为经济学理论在财政、金融领域的运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学和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经济学理论本身没有反作用。

因此,我们仅限于经济学界的“习俗”或“习惯”的范围内来讨论前面提出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只是存在于经济学理论界,而不存在于财政学或金融学理论界。财政学或金融学家们问的类似的问题应该是“有多少种财政学理论”和“有多少种金融学理论”。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我认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有三大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就是邓小平经济理论再加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的科学发展观。

我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单列为中国当代三大经济学之一,虽然可能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和讽刺挖苦,但是,我自认为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并且是我的一个洞见。下面我将进一步论证和说明我的这一看法。

关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两大经济学,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许多偏信和崇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可能坚决反对。现如今,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经济学子,在对待不同经济学理论的态度上,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主要的、不同的情形:多数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对马克思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似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大为流行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就是正确的。相反,多数信奉或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多半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持有批判态度的同时,也都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这就是说,一种态度是傲慢的、封闭的,一种态度是虚心的、开放的。别的不论,仅这两种对待理论的态度,是否说明了一些问题?我想,越是内心强大的人,往往会越谦虚,相反,越是内心虚弱的人,往往也越会表现得非常的强硬而缺乏弹性。中国信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人,对马克思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所采取的那种轻蔑的态度本身,是否也反映了一定的内心的虚弱?当然,他们的这种虚弱,不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信仰不够坚定,而是缘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实际上的尴尬: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认为惟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中国官方的文件,从来没有提到过“西方经济学”。当然,就更不要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处于一种“主流”地位了。一些中国经济学人把在西方是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说成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实在是一种“自我加冕”了。

我们再来说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现在的地位同样是尴尬的:一方面,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具有正统的合法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在教育学术界,学术媒体界,它又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冲击。特别是由于它在理论上充当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替罪羊”的角色,一些学生们“用脚投票”,从而使政治经济学也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我们的学术界,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可能越不同意我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列为三大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不仅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更有“文人轻政”的“新习”。“理论指导实践”,在学者的心目中,也就是“学术指导政策”。然而,政策真的是“学术指导”的结果吗?我对此表示坚决的怀疑。因为果真如此,我们就无法理解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无法理解国内外一次次的政策失误了,特别是当我们一些人又认为理论又是那么“真理”的时候。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理论是对的,但是政府没有用,所以出错了。这当然是一个无法求证的命题。因为解决这一问题,始终要以“假设历史”为前提,即“假如政府用了XX理论,就不会犯错了”。但问题恰好是,为什么理论都是对的,政府也不用?而我的看法是,理论本身从来就没有全对过(去看看各种学术争鸣就清楚了),所以,政府不用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实际上,一定的政策的制定,从来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作为“说辞”,而并不是完全按照理论推导和制定出来的。作为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权衡”,而不是考虑理论说了应该如何如何。必须强调,我决无理论对政策全无影响的意思。我只是说,政策并不是完全按理论制定出来的。所以,把一定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归为某个理论的功劳或过错,都是对理论的作用过高的抬举。从根本上来说,在一个必然王国里,政府的决策并不是由某种抽象的“理性”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现实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到今天为止,一切政府的决策不过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已,所谓“科学决策”,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不难得出结论了:在中国,真正占有实际主流、主导与主体地位的,实际上既非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个“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并且在总结了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经济学。尽管按照我们这些书呆子的标准,可能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点。因为这个“经济学”既缺乏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那种数学的明快与“美感”,也缺乏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逻辑的严谨”。然而,从实际作用论,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经济学才是主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既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部分,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适合中国需要的一部分。前一方面,主要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当然只是初级阶段的),后一方面,主要是吸收了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承认了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一观点。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融合或综合。它主导了中国31年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事实已经证明,它到目前是成功的,因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认为,它还将进一步主导中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无论一些“书呆子们”怎么不同意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说的毕竟全都是事实,而不是我的一种主观判断或臆想。如果还有人不服,非要说XX理论才是理论,XX理论才是真理,那么,你坚持你的看法好了,与别人无关,而且也与社会无害。坚持自己的观点,永远是无罪的,而且也值得称颂。不过,强加于别人,就有害无益了。

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本来属于学术的范畴。一切学术的研究,一方面有益于我们对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有益于我们更好地改造社会。就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前一方面的意义更大,而后一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换句话说,学术的争论本身,更多地只是学者们自身的事情,是一种人类文化方面的事情,一种人类的智力游戏般的事情。动不动就把学术上升到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高度,那不过是学者们的一种习惯性的“自我加冕”罢了。学术,永远值得尊敬,但永远不值得去迷信。

在这里,我还要申明,我并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惟一科学的经济学之意,我更无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就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意。前面已述,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与传播,事实上是有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的。

中国经济学的“三国时代”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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